余承东向前，华为手机退后

“大嘴”余承东，有了新的身份。

据媒体报道，昨日，华为内部公示了一则人事任命，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将兼任华为云与计算业务集团负责人。

从以手机、笔记本、穿戴设备等为核心的消费者业务，再到兼任云与计算这类具有明显TO B特征的业务板块，华为四个一级部门中，余承东执掌其中两个，余承东所肩负的职责和业务范围均有了极大的跨度。

余承东身兼数职，大权在握的背后，却是手机业务的尴尬处境：受芯片制裁的影响，在荣耀被全部剥离之后，华为手机也走到了“卖”或是“不卖”的境地，且一时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虽然还未到必须做出最后抉择的关键时刻，但在手机深受供应链“卡脖子”的影响并无改观迹象之前，手机板块在华为消费者业务乃至华为的整个业务版图中的地位和意义，已经不能跟此前同日而语了。

余承东再添要职，或许是华为手机业务战略后退的开始。

“大嘴”是如何炼成的

生于1969年的余承东，是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人，1991年本科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自动控制系后，又进入清华大学，实现了从安徽省西部的一个小县城到祖国中心的连续跳跃。

1993年，24岁的他，加入当时还只有200多名员工的华为。这一年，正值华为数字程控交换机项目研发的关键时刻，余承东成为该项目的一名研发人员，自此开启了他在华为的激荡岁月。

余承东加入后的第二年，型号为“C&C08”的数字程控交换机研发成功。这台数字程控交换机的推出，意义十分重大：它的面世，打破了当时中国的交换机市场被国外品牌瓜分的局面。

对华为而言，这是华为自主研发的第一台数字程控交换机，在农村市场大获成功，意味着华为从一家用户交换机的销售代理公司，正式转变为一家具备数字程控交换机研发和生产能力的技术企业，华为的业务模式转型就此开启。

无论是在产品技术，还是人才培养上，“C&C08”项目都堪称“华为的黄埔军校”，这也奠定了日后华为快速发展壮大的技术和人才班底。同样，经过这个项目的历练，余承东逐渐崭露头角。

此后，余承东又先后受命创建了华为无线ETS产品和华为3G预研团队，他也实现了从一名基层技术工程师，到3G产品线总监、无线产品线总裁、欧洲片区总裁等多重身份的多次跃迁。

虽然华为凭借着自主研发的基站等通信产品在海内外市场左右突击，成绩斐然，但在手机领域，华为却是苦不堪言。

当时的中国的手机市场，运营商牢牢把控着渠道，国产手机厂商只能沦为运营商的手机代工厂，生产大量品牌弱、利润低的低端贴牌产品，华为亦是如此角色。

更为关键的是，当时的国内手机市场正处于手机产品从功能机向智能机，手机渠道从线下向线上转移的特殊时刻，一场巨变正在降临。

意识到深刻变化的任正非，急需一位能够带领手机团队实现业务转型的领头人，有技术研发经验，又有打开在空白市场打胜仗经验的余承东成为合适人选。

2010年底，在任正非的征召下，在欧洲工作了3年多的余承东回到国内，开始担任华为战略与Marketing体系总裁。但没过多久，余承东的职位再度发生变化，2011年初，余承东正式接手华为终端公司和消费者业务。

余承东接手华为手机业务后，逐渐放弃利润极低的超低端功能机，开始研发自有品牌的中高端智能机。

此时迎接余承东的，是时代洪流下的滔天巨变。在更大的范围内，一场通信技术变革的大潮正汹涌而来。

2012年年初，苹果推出的划时代产品iPhone 4S正式开始在中国大陆地区发售，将智能机的体验推向了史无前例的高峰；2013年年末，4G牌照发放，中国正式进入了4G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大幕就此开启。

它们带来的冲击，迅猛而强烈：伴随着功能机的全面退场，智能手机在国内乃至全球范围内即将迎来空前大爆发，新的手机市场格局亟待重建。围绕着国内智能手机市场，国产手机品牌开启了白热化的竞争态势。

余承东接手后，华为手机业务逐渐形成“D/Mate”“P”“G”“Y”四大定位于中高端的手机产品系列，但起初的转型并不顺利。华为先后推出的P1、D1和W1，在中高端市场上的表现都以失败告终。

真正的转变发生在2013年，这一年，华为P6推出，才算一只脚迈进了中高端阵营的门槛。2014年9月，主打“大屏、长续航、高性能、安全”的mate 7推向市场后，大获成功，半年时间，Mate 7的累计发货超过400万台，华为手机自此在中高端阵营站稳脚跟。

2016年，华为全年智能手机发货量达到1.39亿台，位居全球第三，中国市场第二；2019年，华为手机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在全球的总出货量达到2.4亿部，稳居全球手机市场份额第二位。

此后，华为又先后推出面向年轻消费者的Nova系列，而早前在华为内部独立运作，用来对抗小米的荣耀系列，在华为手机出货量中的占比达到了五分之一。2020年上半年，荣耀更是拿下线上份额第一的成绩。

移动互联网的浪潮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智能手机市场的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之下，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平台快速崛起，社会化媒体营销迎来黄金时代。

在这里，余承东也找到了除手机这一核心业务条线外的第二个战场。

在早期，包括小米、华为为代表的第一梯队阵容，以联想、一加、360等品牌为代表的第二梯队，以及众多追随智能手机风口而来的玩家，齐聚社交网络，一幅热闹景象。

在微博等平台上，雷军、余承东等大佬们屡屡隔空对阵。他们怼友商，蹭苹果，你来我往，好不热闹。

理工科出身、心直口快的余承东是其中最具战斗力的一位。

2011年，刚接手华为手机的余承东喊出了“华为手机硬件要成为世界第一”的口号，即使是在华为P1和D1先后遭遇惨败的2012年，余承东也在微博上发出要打败当时最为火热的iPhone 5的誓言，怼友商更是家常便饭。

“大嘴”的称号也由此得来，这也是在“硬汉”之外，余承东身上最为显著的标签。在微博上拥有750多万粉丝的他，与被称为劳模的雷军，互不相让，难分上下，成了一时瑜亮。

在外界的评价里毁誉参半的余承东，是华为手机崛起的故事里，最功不可没的那个人。

华为手机没有第三条路

如果不出意外，余承东和华为手机的故事，必定迥异于当下。但是没有“如果”，伏笔在几年前已经埋下。

自2018年年初，美国联邦调查局发出警告不要购买华为手机，2018年5月2日，五角大楼禁止华为和中兴在美国销售手机开始，虽然具体制裁方案是否会出台，依旧比较模糊，但美方的步步紧逼，让华为手机在美国的形势十分焦灼。

到2019年5月，制裁力度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5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在此紧急状态下，美国企业不得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企业所生产的电信设备和服务。同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把华为及其子公司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

狼，最终还是来了！

随即，Intel、Qualcomm、Xilinx、Broadcom等美国芯片厂商表示不会向华为供货。

一夜之间，芯片断供，让余承东和华为手机的巅峰时刻，就此戛然而止。虽然美国方面给了华为一定的缓冲期限，但这对于早在一年前就受到美国实体管制的华为来说，并没有多大意义。

华为的应对方案是，在禁令解除前，开始自给自足。此后，华为通过海思芯片转正，鸿蒙系统研发进度加快等一系列举措来应对即将到来的断供，但在短期内，似乎难以改变当下的局势。

整体打包出售荣耀，成了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一方面，此举可留出部分芯片供华为高端机型使用，一定程度上缓解华为新机的芯片需求压力；另一方面，将荣耀从华为整体剥离后，可曲线化解芯片禁令的限制，让荣耀获得独立自主发展的机会，以免被“拖死”。

1月22日，独立后的荣耀召开了首场新品发布会。荣耀CEO赵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荣耀供应链已全面恢复。这似乎证明，华为将荣耀打包出售一举，是正确的。

但华为手机芯片面临的形势，并未因此得到改观，只能依靠此前的库存来缓解紧张局势，但这在华为庞大的出货需求面前，仅是杯水车薪。

在美国的芯片禁令没有彻底松动迹象之前，华为只能依靠自研和寻求禁令之外的其它供应渠道这两条道路可走，但这两者在短期内似乎都是死胡同。

能否紧随荣耀的步伐，同样将华为手机整体打包出售，以此来规避禁令，外界似乎在通过这种方式，来不断试探华为的底线。

连日来，业内外不断传出消息称，华为手机旗下高端机型P系列和mate系列将被打包出售，接盘方为上海市政府支持的企业所牵头的财团，目前双方正在对此进行谈判。

消息有鼻子有眼，与荣耀被出售前坊间所传的消息并无二致。

但是华为的态度十分坚决，华为在“辟谣”中称，“完全没有出售手机业务的计划，华为将坚持打造全球领先的高端智能手机品牌，努力为消费者提供卓越的产品体验和服务。”

华为的回应，并没有彻底平息外界的猜测。有声音表示，在荣耀被出售前，华为方面也对荣耀出售的消息予以否认，但事实证明，外界的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但华为毕竟不同于荣耀，无论是出货量和营收规模的基本盘，还是品牌溢价以及利润率等方面，荣耀与华为手机都不在同一个维度上。

况且，对于华为而言，手机终端的入口意义，以及其在华为业务板块中协同价值，难以估量。打包出售，华为不仅失去了一个庞大的业务收入来源，更像是抽掉了华为的骨血，今后必将步履维艰。

但是，对华为手机而言，卖，心有不甘，但不卖，似乎只会缺血而死。

如何为手机业务寻找到一条合适的出路，华为面临着卖或是不卖的艰难抉择，短期内并无第三条路可走。在这一点上，荣耀已经走出了一条可供华为手机借鉴的道路。

那么，华为手机会步荣耀的后尘吗？

“硬汉”余承东开辟新战场

随着最新任命的发布，余承东在继续执掌消费者业务的同时，又肩负起Cloud &AI BG总裁（兼）、Cloud & AI BG行政管理团队主任、增任命Cloud BU总裁（兼）、Cloud BU行政管理团队主任等多项重要职务。

再加上之前的调整中，被纳入到消费者业务管理委员会中的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IAS BU），至此，余承东则同时负责华为终端、汽车、云计算三方面的业务。

华为四大BU，余承东独掌其二，任正非看中的，或许正是余承东善于打仗的特点。

在华为原中国区规划咨询总监邓斌所著的《华为管理之道》一书中，详细阐述了华为选用干部的标准，“将军是打出来的：在实战中发展干部”成为华为人才管理七步曲中的一条重要原则。

十年前开始的这场手机转型大战，华为手机成功突围并登顶，这样的成绩足以向外界证明，除了绝对忠诚，靠得住之外，余承东敢打硬仗、能打胜仗。

而余承东的新战场，也从消费者业务，扩展到消费者业务与Cloud&AI BG（云与计算业务）一肩挑。

公开信息显示，华为云与计算BG主要包括Cloud BU、计算产品线(服务器等)、存储与机器视觉产品线。

余承东上任后的主要职责，是要对华为云与计算产业的竞争力和商业成功负责，承担云与计算产业的研发、Marketing、生态、技术销售、咨询与集成使能服务的责任。围绕鲲鹏、昇腾及华为云构建生态，打造黑土地，成为数字世界的底座。

据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称，华为此次人事调整是为了强化以手机为入口的“端”与云计算的协同，进一步提升内部运作效率，将核心能力进一步整合，加强互联网业务布局，促进生态发展。

虽然依旧强调的是手机终端的入口价值，但在手机业务暂时无解，新业务急需突破的背景下，手机业务后退，云与计算业务站上前台，也在情理之中。

这一点，在关于华为云计算业务的调整中，也能得到验证。在去年年初，华为在内部组织架构调整中，正式将Cloud&AI BG提升至华为四大一级BG之一，在此之前，“Cloud&AI产品与服务”在华为内部属于二级部门。

云与计算战略地位的提升，华为对云与计算业务持续加码的背后，是在云计算业务爆发的大背景下，华为云与计算业务在行业内并不乐观的形势。

根据数据调研机构IDC发布的2020年第三季度《全球企业存储系统季度跟踪报告》显示，华为服务器占全球市场份额为 4.9%，居第五位，收入为 72 亿元。2020 年 Q1 华为公有云市场份额为8.6%，居第三位，收入18.5 亿元。存储业务居全球市场第四位，市场份额为9.4%，收入为 41 亿元。

另外，在国内市场，根据IDC的数据，2020年Q1，华为在中国公有云市场份额为 8.6%，位居第三位，收入18.5亿元。

虽然无论是全球范围内还是国内市场，华为云的市场份额稳步提升，位居前五，但从具体数据来看，华为云与头部的阿里云和腾讯云之间，差距达到数倍之多。

这样的现状，显然不能让任正非满意。在去年11月举行的一次华为云业务汇报会议上，任正非就表示，华为云是未来华为发展的一个重要业务，“应该抓住全球云服务这个重要的机遇。”任正非说。

此外，在2020年12月30日华为心声社区公布的任正非在企业业务及云业务上的讲话纪要中，任正非就指出，华为云要研究华为云由哪些要素构成，没有应用，华为云就可能死掉。

这正是余承东的新使命，而这些问题，也亟待余承东给出答案。

另外，在去年的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IAS BU）业务线调整时，任正非在一份有效期为3年的决议文件中强硬表态：华为不造整车，“以后谁再建言造车，干扰公司，可调离岗位。”

但华为在聚焦ICT技术，打造智能网联汽车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却是有目共睹，在苹果、百度等纷纷下场造车的大潮中，华为在智能汽车领域将会有哪些动作，依旧值得关注。

总而言之，在全球云服务业务爆发的重大机遇面前，余承东所面对的，是一场难度并不亚于十年前的新的战斗。

“硬汉”余承东，还能再创奇迹吗？